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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扬鞭自奋蹄——访原浙江省政协常委、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名誉会长曹其镛

来源:情系中华 2015-02-25

    1957年的夏天,曹其镛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在万分不愿意的情况下被父亲曹光彪送去日本留学。时隔50余载,今天的曹其镛事业有成,更是成为了一名中日两国间的“民间大使”,为推动两国世代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曹其镛祖籍浙江宁波鄞县,1939年生于上海,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曹光彪和徐望月夫妇的长子。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曹光彪全家到了台湾,1950年移居香港。当时包括亲戚、伙计等在内的几十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加上语言不通和生活上的不习惯,去香港后不久,母亲徐望月就带着几个孩子折回到了上海。曹光彪只身留在香港,重新开始新的创业。

父亲当年的决定对其一生影响深远

上世纪50年代伊始,内地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心思缜密的徐望月静观环境的变迁,倍感前景难料。一次,在曹光彪回沪探亲期间,徐望月对丈夫说:“你还是把其镛带去香港吧,万一内地将来有什么事发生,其镛在外也好为你们曹家留一条根。”就这样曹其镛回到在香港的父亲身边生活,那年他正好12岁。到港后,曹其镛插班入读就近的香港同济中学,1953年,曹其镛初中毕业后,转到香港华仁书院就读高中直至1956年毕业。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中上层家庭的子女或是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除了报考香港大学之外,多数学生会选择出国留学,首选的目的地不外乎英国、美国,其次是加拿大和澳洲。曹其镛也不例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商量好后,准备一起到美国留学。但当他向曹光彪提出留美的想法时,父亲却说出了令他始料不及的话:“我希望你到日本念大学”。

曹光彪的这一想法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凭他以往多次到日本考察的经验,曹光彪感到经历过两次大战而深陷低谷的日本,有朝一日经济定会逐步复原,此时送儿子到日本熟悉了解日本国情,实在是适时恰当的;其次曹光彪考虑到当时他在香港一直和中国大陆有生意往来,一旦被标签了“左派商人”,往往难以取得赴美留学的签证;再者那时赴洋留学的香港学子,一去就是四五年,毕业后也多数选择海外定居而不再回港。曹光彪以他敏锐超前的远见和一贯开拓进取的办事风格,决定要把曹其镛送去东瀛深造。

曹其镛与父亲争执不果,只好听命来到东京,先就读专供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准备次年在日本报考大学的亚细亚大学,为期一年。当时的东京仍百业待兴,街道和电车上仍不时见到名为“募捐”,实为乞讨的退役军人。所谓“东洋货”在海外市场上俨然就是低劣产品的代名词。

1958年,曹其镛在基本掌握日语后,报考九州岛大学造船系并顺利获得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曹其镛虽也同时报考了东京大学,但鉴于“东大”在日本全国大学行列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竞争非常激烈,他对自己能否考入“东大”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既然已被九州岛大学录取,曹其镛思量着准备放弃参加“东大”的入学考试。亚细亚大学的老师得知他的想法后,指出他应该把握机会挑战自己。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曹其镛轻装上阵参加了考试。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把能否被“东大”录取一事放在心上,一心一意准备去福冈九州岛大学就读。

东京大学发榜的那天,正巧赶上曹其镛到羽田机场为来东京公干的父亲曹光彪送行。本来连过问“东大”发榜结果的想法都已放弃了的曹其镛,在父亲的再三劝说下,在机场给“东大”打了一个查询电话。但无论曹其镛如何苦求,接听电话的女职员坚称按规定她不能在电话中宣告考试的结果。无奈的曹其镛急中生智,改变发问的方式,请她说明“是否有必要从老远的羽田机场赶去东大”。该女职员犹豫许久后,回答一句“你最好还是过来看一下结果”。这样一说,曹其镛就明白了。来日本一年,曹其镛从来没有舍得搭乘出租车,这次他破天荒地登上一辆出租车,直奔东京大学,在那儿他证实了自己的名字在被录取学生的名单上。他第一时间向父亲发了电报,称“今天我是全世界最开心的人”。曹光彪也为自己一年前的决定和儿子现在的成功感到高兴。当年东京大学仅录取了三名留学生,曹其镛便是其中之一。每当回忆起这段过往,曹其镛都会说“入读东京大学对我日后的工作和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他的一生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学成回港,为家族企业的壮大倾心尽力

    上世纪60年代,在香港较大的日资企业唯有东京银行、日本航空等寥寥数家,而日本的学历也没有获得当时港英政府的承认。1962年,曹其镛取得东京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位后,选择了尝试申请去美国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以圆他到美国读书的心愿。于是,他便向几家选定的大学发去了入学申请和就读东京大学时的成绩单。出乎意料的是,不久,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向曹其镛发来了录取通知书,并且向他提供每月240美元的奖学金。事后曹其镛才知道,除了他在“东大”的成绩之外,相信另一重要的原因是“伊大”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是一位美籍日系人士。

    1964年,曹其镛取得“伊大”硕士学位后,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两个:继续攻读博士或就业。当时他已经和同窗女友罗碧珍女士结婚,而且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于是曹其镛决定在美国寻找工作。求职信发出后,IBM等数家跨国公司很快发来录用通知,并且待遇也很优厚。但就在同时,父亲曹光彪也从香港来信,称公司人手不够,如果曹其镛选择不再攻读博士,希望他考虑回港到家族公司工作。曹其镛此时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作为家中长子应该全力帮助家族企业,以减轻父亲的辛劳。于是,1965年,曹其镛携妻儿回到了香港。

    当时曹光彪经营的毛纺生意刚起步不久,公司在中环租用一间办公室,老板连伙计加在一起不超过10个人。但曹其镛并不在意创业的艰辛,回港后倾心尽力协助父亲工作,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大力拓展日本、美国等海外市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如今的曹氏家族——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毛纺针织集团之一,年产毛纺针织品5000多万件,业务范畴涉及地产、品牌、电子以及百货零售等领域。曹其镛几十年来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捐资助学,关心时政,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

曹其镛一直高度关注国家的发展,仿效父亲曹光彪,出资捐助国家的教育事业。上海杉达大学是曹光彪捐资创办的全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曹其镛为纪念亡母徐望月,捐资在杉达大学设在嘉善的光彪学院内兴建了一所命名为“望月楼”的教学大楼。近年来他积极地参与了对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各项捐资活动。

曹其镛一贯关心时政国事,尤其对中日问题“情有独钟”,经常保持与日本朋友的联系。数十年的频繁交往,令他自己能上升到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入的角度来思考和解读中日两国之间的纠葛和关系。他确信,中日两国应该友好,而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和希望在于两国年轻的一代。作为一个早年的留日学生,他自认应该为推动中日青年友好做出一点贡献,造福中日两国,造福子孙后代。

    2010年年底,由于发生中国渔船在钓鱼岛被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碰撞事件,令中日两国关系一度陷入紧张,两国部分民众也因此出现了对抗情绪。就在这一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刻,曹其镛却做出了一项充满善意、友好且意义深远的举措。他主动提出向内地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五所著名大学提供资金,在校园内兴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建成后安排中日学生共同入住。他衷心希望两国青年能通过一起学习和生活,共同促进沟通、增进了解、加深互信,为推动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奠定基础。

    曹其镛的想法其实来自他对中日两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理解。他说,今天国与国之间经常会为一些领土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和摩擦,但“边界”这个概念从历史角度来看并非一成不变的,中国和日本的版图在历史上也曾几经变迁。然而中日两国在文字和文化方面千丝万缕、源远流长的关系是有目共睹、不可改变的事实。当今佛教圣地普陀山上的观音庙,其实是由日本人所始建的。当年日本佛教信徒欲将一尊观音像带回日本供奉,但三次启程都因风大浪急而无法成行,于是民间就有了观音不肯东渡的传说。日本人最终决定把观音像供奉在普陀山,并为之兴建了一座庙。这段历史成为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曹其镛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向前看。中日两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资源、技术、生产、市场上亦有着非常广阔的合作交流空间,双方完全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最终还是要从人民的长远利益来考虑。中日友好很明显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样的信念,成为了曹其镛兴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和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的最大动力。